第二“故乡”：登峰街距离家多少公里

289艺术园区陈列着李东老师摄影作品《他乡》：它们或附在墙壁上，或悬挂在展区中。这些照片展现着广州越秀区城中村登峰街人的生活状态。画面中的人大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广州打拼、生活，寻找着新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但同时也对未来充满疑惑和不安。“虽然镜头对准的大部分是登峰街居住十年以上的人群，但这种精神上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我们时代大多数人的一种状态。”他说。

不一样的城中村

《他乡》是李东老师继《广州非洲人街》后又一力作。从2011年开始，他就开始集中关注登峰街的人家，计划拍摄几十家登峰街人家的故事来呈现现代中国社会变迁对人们的影响。谈到拍摄的初衷时，他表示当下中国的时代特色就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并存，很像19世纪中期的欧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只有在这种社会大变动与大变革时期，纪实摄影的表达才最精彩、最有纪录性。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所经历的变动虽然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与之前的西方社会类似，但是包含十亿多人如此大的体量却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城市化过程值得被照片记录下来供人们探讨与反思。

类似登峰街的城中村在广州有许多个，李东在拍摄之前也做过许多筛选。之前考虑过的还有小洲村、沥滘村等。小洲村“有特色”、“艺术氛围浓”，拍出来的照片效果也很出彩。“但它相对登峰街来说偏离城市中心，严格意义来讲更像是郊区而并非城中村，那里的居民基本以艺术家和小老板为主，不太容易展现城市化的过程。”他说到。而登峰街更加靠近城市中心，居民从事着本地人不太愿意干的服务行业：木匠，瓦工，电器修理技师，烧烤摊主，装修工人，下水管道工等等，很多人还身兼数职。他们在这里大多居住了十多年，和城市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拍摄起来也更加有代表性。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类似登峰街这样的城中村。这些以服务行业为生的人如果都居住在郊外，生活成本就会变的很高，不利于整个城市的发展。比如巴黎的市中心都有一些供外来人员活低收入服务行业人员居住的地方。他们如果居住在市中心，也会享受到城市带来的一些福利，比如集中在一起的卖场、便利的交通、离医院较近等，这等于变相提高了他们的工资水平。从城市的整体规划来讲，登峰街等类似的城中村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第二“故乡”

老宁，湖南人。现在居住在登峰街南约直街。1998年就来到广州打工。他年轻时在湖南做过木匠，来广州以后做过各种杂工、木工等。现在老宁在这里当装修师傅，待在家里装修散工，等工头们分任务下来，不需要自己到外面到处寻活儿。老宁告诉李东说，刚来广州时，在工地上干活儿，就有老板或者工头时不时地来溜达，看看大家的收益怎么样，看到满意的，就会问他们询问电话号码，以后有活儿干的时候就会联系。所以只要手艺好，人好相处，干活儿负责，就能有好口碑，活儿就会主动找上门来。现在他没活干时就在家里喝老乡打打牌，等业务电话，月收入平均下来也有五六千。

老宁来广州打拼已经有十六个年头了，回到老家生活已经有一些不习惯了，但他只把广州当作挣钱的地方，至于生活环境有睡的地方就可以了。现在他的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已没有了负担，就是担心家中八十多岁的老爸。最多再干两三年，就打算回家和种种田，做个普通的村民。

李东在登峰街拍摄的人们，他们大都在为生活打拼，神情疲惫。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常常在理发店蹭电视看的老周。老周快50岁了，未婚，云南人，外出打拼了很多年。5年前来到广州，经人介绍干起了马路清洁工的工作。一个月1300多元的工资。由于工作地点和时间都不固定，他三餐基本上都得买盒饭吃。加上300多块的房租和烟钱，每个月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余钱。云南人来这里打工的很少，老周几乎没有老乡。邻居都是湖南人，虽然经常会互相串串门走动走动，但总感觉有一些话不投机，本身内向少言的他觉得很难真正融入这里的生活。

在社会变革中寻找新的身份

居住在登峰街的人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没有钱、没有知识，在家种地很辛苦，收入却不多。外出务工就是为了挣足够的钱回去修房子、供小孩读书。经过十几年的打拼，这两个目的也已经完成。当在城市中基本的生活问题解决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很难融入广州。拍摄期间有村民告诉李东说，即使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也从来没有被当成本村人，村里搞一些活动也从来不邀请他们参加。很多本地市民享有的福利登峰街的村民却无权享有。不像在原来的村里拥有自己的名册，大大小小的活动村长都会来通知。作为外地人，和本地人生意上的竞争也会遭到一定的敌视。很多登峰街的第一代村民都表示再在城里工作一段时间就回去种田，保持基本的生活即可。

生活在登峰街的第二代居民情况却有些不同。第一代没钱、没知识，外出打工目的单一就是为了挣钱，他们对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挑剔。但是由于第二代居民的出生和生活环境和城市关系紧密，他们在和本地人的比较中可能会有心里上的不平衡，他们更急于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同和新的社会身份。“虽然我是用农民工的生活来叙述社会改革，但是我更想表达或影射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的巨大变迁。”李东谈到。当物质生活有所改善时，人们本应该觉得更加幸福。可是匆忙的心境、急于求成带给了人们很强的焦虑感。不像美国等成熟的西方社会，他们的生活按部就班，人们的焦虑性相对来说弱很多。当下中国人们改善生活的动力和这种焦虑的比例在不断变化着。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发展经济的脚步稍微放缓一点，等一等我们的精神世界？这些都是李东想要在照片中表达和引起人们反思的问题。

困难与动力

李东把纪实摄影与做生意、跑业务进行了类比。到登峰街拍摄别人的正常生活就如同公司的陌生拜访。遇到合适的拍摄对象，或者拍摄对象的故事背景符合自己想表达的主题时，才能和其进行接洽。他们之中有的愿意配合，有的不愿意配合，因为不想暴露自己的私生活。要拍摄到真实自然有表达性的照片就需要真正地进入一个家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为了从各个角度诠释自己想表达的主题，还要对已经拍摄的照片背景进行筛选，不能重复。对于“单人作战”的李东来讲，这无疑加大了工作量。“真正进入、深入了解的只有三十多户人家，而这其中不重复的最后筛选出来的只有十几家。”

登峰街居民的职业大多是服务行业，作息规律早出晚归。为了拍摄到更具表现力的照片，李东需要在半夜或清晨进行拍摄。他曾在在登峰街租住一段时间，方便拍摄黑人主题照片的同时和登峰街村民进行沟通，建立关系，补拍照片时也更加轻松。

纪实摄影的情与意

李东老师表示，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生活的感悟是影响纪实摄影创作的重要因素。纪实摄影不是那种对瞬间的抓拍，而是要先融入别人的生活，但别人却对摄影师视而不见。此时摄影师会等待自己觉得有意义画面的出现。而判断是否有意义、符合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就依赖摄影师自身的生活阅历。也不要为了迎合意义而对画面刻意构图。纪实摄影与普通街拍所带来的距离感相比，更有亲近感、自然感，它拍摄的是社会众生真实的生活状态。

在《他乡》中，他特别强调了黑与红两种颜色。黑色是一个很沉的基调，社会巨大变迁会牺牲很多人的利益，黑色能从一定程度上诠释这种含义。但是社会在发展，不断的变化带来很多活力则需要用红色来表达当前的鲜活和无序。当谈到这次创作为什么没有采用黑白照片时，他表示虽然色彩一多会模糊重点，需要考虑色彩之间的冲突，增加取景难度；但是色彩同时又能从很大程度上增加画面的信息量。人的情绪受色彩影响非常大，色彩也能增强情绪的表达与感染力，多了一种表达的参数。在这次的纪实摄影中，彩色构图才能更真实地还原原本的场景，让观众更多地了解照片中的隐含信息和人物的内在情绪。

摄影是门视觉艺术，是凭直觉打动人的艺术。“首先你的照片要用情来打动观众，吸引他们，别人才有冲动想要深入了解更多。但是只有感情却没有信息的照片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足够的信息才能带给人更多的追问与思考。”李东老师说道。

摄影师是时代的神经末梢，他们感知冷热、刺痛，并传达给社会大众。李东老师的《他乡》，把社会转型时期的苦与乐呈现出来。这份苦与乐绝非仅仅存在于外来农民工或者别的某个群体，而是这个时代我们所共同拥有并且值得深思。